短短两周内，中国北方一些城市“煤改气”之后无气可用、儿童在教室内瑟瑟发抖的新闻如潮水般涌入网络媒体，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这次由政府发起的“煤改气”行动，其初始目的在于迅速缓解中国北方供暖季糟糕的空气质量。追根溯源，政府因何开展此项行动，与舆论场中的“清洁空气运动”密切相关。近年来，通过持续不断的网上抗议，“清洁空气运动”向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迫使政府做出了“尽快还民蓝天白云”的承诺。然而，当前的困境可能却是绝大多数人始料未及的。以此为契机，结合当前无气可用的尴尬现实，重新审视这场“清洁空气运动”及其诉求，可能有助于人们重新客观地思考中国的空气污染及其背后的能源消费问题。
“清洁空气运动”的讨论禁区
当前，在中国一线大都市里，上中阶层人群对清洁空气的讨论不绝于耳，包括一些行为艺术实践（譬如曾轰动一时的“吸尘造砖表演”）时常见诸网络媒体之上。这波舆论场中的“清洁空气运动”尤以北京为最激烈，这与当地糟糕的空气质量密不可分。
然而，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于，中国都市中的上中阶层对清洁空气问题的讨论似乎存有话语禁区，对清洁空气的渴望俨然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容置喙的“政治正确”。常规来说，每当PM2.5指数爆表或漫天灰蒙蒙之时，网络上的讨论就是最激烈之时，而这些讨论也是颇具严格套路的。仅以北京举例来说，这些讨论的主要套路包括但不限于：其一，包括北京市与周边省市在内的一切政府必然是失败且应深受谴责的，这也是最关键的讨论点；其二，北京市毫无疑问是纯粹的受害者，污染全部是由外地进京的；其三，以“黑重丑”（以冶炼、化工为代表的重工产业）为主要经济支柱的华北诸省罔顾首都人民的健康，一心钻在提升GDP的钱眼里；其四，煤炭是关键性的元凶，某些情况下，石油及其制成品也在被攻击之列；其五，天然气、电力、风电、水电、太阳能发电，乃至氢能、核聚变能则成为了“必由之路”。这些讨论套路已经指明了若干“政治正确”的禁区：不可为政府辩护；清洁空气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淘汰煤炭是历史的必然趋势，等。
自由的讨论，不应有禁区。如果说这场“清洁空气运动”是对政府最初隐瞒PM2.5数据的持续抗争，那么如今这场讨论设立的禁区则显得极为讽刺。打破这些禁区，针对一些“政治正确”的论点展开再审视与再探讨，在这个北方若干城市供暖匮乏的冬季里就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要基于科学事实讨论雾霾成因
“清洁空气运动”在雾霾的科学知识领域存在几个严重错误的观点错误，急需做出严肃的纠正。
其一，“清洁空气运动”中一种常见的言论是“政府如果真有作为，为何雾霾天、甚至爆表天依然存在？可见政府根本没有作为。”从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的数据来看，2016年与2015年相比，二氧化硫、二氧化氮、ＰＭ10、ＰＭ2．5年平均浓度分别同比下降28．6％、4.0％、9.8％、9.9％，2016年，北京二氧化硫年均浓度为10微克／立方米，远优于国家标准（60微克／立方米）；二氧化氮年均浓度为48微克／立方米，超过国家标准20％；ＰＭ10年均浓度为92微克／立方米，超过国家标准31％；ＰＭ2．5年均浓度为73微克／立方米，超过国家标准109％。这些数据足以证明政府有所作为，并且实现了空气污染物排放量的下降。
再进一步说，依然存在雾霾也不能成为政府没有作为的证据。雾霾的形成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环境化学变化过程，工业生产、燃料燃烧、汽车尾气、扬尘、烹饪油烟等均会产生各种化学物质，在经过一系列化学反应（譬如光化学反应）后形成具有细颗粒污染物。这个过程可以被形象地表达为，前半段提供原材料，后半段进厂加工，最终出厂的是毒性雾霾（细颗粒污染物）。
那么，为何在各种空气污染物指标下降的情况下，雾霾依然会出现？原因在于：1，原材料尽管得到了削减，但依然远远超出了北京当地环境的承载极限。打个比方，某山水风景区每天最多只能容纳5万名游客（恶劣天气还需要保守限制为3.5万）产生的垃圾，而现实中这座景区每天要接待50万游客，尽管景区管委会在竭力减少垃圾产生，但其剩余总量依然远超出该景区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力。2，进厂加工阶段，大气中温度、湿度、光照、风力等各项要素不由人的意志为转移，一旦诸多不利要素聚齐，就可以迅速将原材料加工为雾霾。2015年12月初，北京PM2.5指数再度出现500+，与当时连续多日无风、潮湿、温暖的气象条件有重要关系。换言之，在这样的进厂加工条件下，即使原材料没有过量，也依然可能生产出过量的雾霾。
其二，“雾霾来自北京周边省市的工业生产，根本不怨北京；北京市政府单双号限行私家车是在找无辜的替罪羊。”这是“清洁空气运动”中最错误但也最常见的一种言论。对这一错误观点的反驳，毫不复杂，仅需摆出数据即可。氮氧化物是北京市雾霾的主要来源之一，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氮氧化物主要来源于机动车等污染排放，“交通监测站”的二氧化氮平均浓度为“城市环境站”的1．5倍，从“交通监测站”一天的变化规律看，二氧化氮值呈现两个波峰，6－9点，17－20点，印证了机动车是北京市二氧化氮最主要来源之一。《中国环境科学》2016年的一篇论文显示，通过采集北京市2014年1/4/7/10月PM2.5样品分析，发现机动车贡献率为37.6%，高于燃煤、扬尘与工业排放。同时结合其余类似研究发现，机动车的贡献率正在逐年上升。
当然，科学事实也证明，北京周边省市也确实需要为北京的雾霾污染负上一部分责任。中国科学院“大气灰霾溯源”项目负责人、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王跃思研究员在2013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到，以北京大气灰霾溯源为例，北京PM2.5大约30~40%来自原始排放，20~30%来自大气中的光化学转化，30~40%来自区域输送，这其中主要包括来自天津的工业废气气团，河北、内蒙的燃煤排放污染，后者显著抬升了北京本地空气硫化学污染物的水平。
其三，相较于水、土壤等其他类型环境污染，空气污染存在一个“可视性”（Air Pollution Visibility）的问题。细颗粒污染物能够造成遮天蔽日的景象，对于民众会普遍造成较大的视觉及心理冲击。反言之，按照科学来说，当蓝天白云出现时，空气依然可能因为臭氧超标而处于严重污染状态，但民众对此为往往不以为意。也正因此，相较于其他类型环境污染，“清洁空气运动”引发的舆论反应最为强烈，但也加剧了舆论对于治理进程的一知半解，乃至不理解。
不应忽视中国发展过程中能源消费的基本规律
对能源消费、能源消费造成空气污染等一切相关问题的讨论，需要建立在一个关键性的前提上，即深刻认识到中国当前能源消费总量日趋增加、削减几乎不可能的现实约束。这个约束并非来自感觉或猜测，而是建立在严肃的科学论证基础之上的。2008年，中国地质科学院、中国地质调查局、国土资源部的专家经过两年的研究，基于大量的数据与模型分析，系统揭示了能源消费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关系和基本规律。简要来说，工业化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人均GDP的增长要求人均能源消费随之以较大的比例增长，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基本通则。与此同时，目前发展中国家人均终端能耗还非常低，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发展中国家人均终端能源消费将会出现大幅度提升。
具体到中国而言，面临的几个现实情况是：1，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远未完成，仍处于迅猛发展的状态之中，并且至少还有数十年的发展空间；2，人口基数庞大；3，能源利用效率名义上处于世界平均水平，但较之世界先进水平相差甚远；4，能源节约在全球范围普遍存在言易行难的问题；5，多煤少油缺气，能源资源禀赋具有先天不足。这些现实要素叠加的后果就是，在可预见的未来数十年中，中国巨额的能源消费规模仍将继续扩张；伴随着城市化规模的扩大，遭受能源消费带来的空气污染的人群数量将进一步上升。这可能是让人深感愤怒的远景，但却也是无可奈何的现实。离开对这一残酷现实的清醒认识而去奢谈清洁空气指日可待、唾手可得，是一种完完全全的痴人梦呓。
